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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研究與伏羲學科建設
發布時間:19/12/22,來源:,訪問次數:1257

伏羲文化研究與伏羲學科建設

伏俊璉

[內容摘要]本文討論了三個問題:第一,由伏羲作八卦說明當時可能已有簡單的記事文字或符號,伏羲作網罟是對生產力的極大促進,伏羲還制定了原始宗教禮儀。這些因素表明,伏羲時代確實已經綻露了人類文明的曙光。第二,要重視神話傳說,包括現在還流傳在民間的有關伏羲傳說的挖掘和研究。第三,要把神話傳說的研究與考古發現結合起來。


伏羲文化的研究,多年來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我對伏羲文化缺乏深入研究,只能從外圍的角度就此問題談點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人們常說,伏羲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我的理解,所謂“人文始祖”,是說伏羲把人類帶到了文明的大門。所以,“伏羲時代”到底是“文明時代”還是“野蠻時代”,就是一個不能不討論的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文明”是指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態,與“野蠻”相對。人類社會究竟是怎樣走出野蠻時代?文明的曙光是怎樣撒向人類的歷史?這是數千年來仁人先哲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中國先秦諸子大都涉及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詳盡地分析了人類由野蠻到文明的發展歷程,指出“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把階級和國家作為文明產生的根本標志。但要判斷某一社會是否屬于文明社會,還必須提出若干具體要素。西方學術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討論文明起源的熱潮。1968年,英國學者丹尼爾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學》一書中認為:“一個稱作文明的社會,必須具有下列三項中的兩項:有五千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復雜的禮儀中心?!比毡緦W者貝冢茂樹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1977)一書的補記里,舉出青銅器、宮殿基址、文字三項要素作為判斷是否文明的標志。我國著名學者夏鼐先生在《中國文明的起源》(1985)一書中指出:“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乎例外,僅有結繩記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為重要?!卑凑者@些要素,中國的文明社會最早只能追溯至夏代后期,西方學術界一般把商代作為中國文明的源頭。那么,伏羲時代自然是野蠻時代無疑了。

現代史學界對文明起源標志探索最大的不足,是疏忽了中國古代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其實,我們的祖先在很早的時期就探討過這個問題,比較早而且較有系統的當為《周易·系辭》、《韓非子·五蠹》和《禮記·禮運》(《禮記》雖為漢代學者所編輯,但其中不少材料來自先秦,《禮運》就是七十子后學的作品)?!段弩肌穼懙溃?/span>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韓非子是以“構木為巢”、“鉆燧取火”作為標志,來說明人類踏上文明里程的第一步。而“鉆燧取火”在《繹史》所引《河圖挺輔佐》中,說成是伏羲所為。

關于伏羲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史籍也多有記載,最著名是作八卦?!吨芤住は缔o下》云: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網罟,以佃以漁。

伏羲創制八卦的說法,屢見于史籍,也見于民間傳說。八卦是什么性質的符號呢?過去對它們的說法過于神秘,而郭沫若先生認為創制八卦的時代文字已經產生,而且比較成熟了,因為“八個卦形中有六項乃至七項,明白地可以知道是于既成文字加以某種改變或省略而成”。雖然郭老是在否定伏羲作八卦的前提下說這句話的,但他論證八卦與文字的關系還是很有啟發性的。

關于文字的起源,過去有黃帝時代倉頡造字的說法,現在只能看做是一種傳說。但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決非中國最早的文字卻是不爭的事實。半個世紀以來,不少古文字學家已經越過甲骨文,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文化遺存中出土的各種刻畫符號。最早的像河南舞陽賈湖發現的龜甲殘片上類似文字的符號,距今已7500年。而距今6000年的半坡遺址中陶器上的刻畫符號,1963年出版的發掘報告中,就指出可能與文字起源有關。距今4500年前的大汶口遺址中陶器上的符號,唐蘭先生早就明確指出是“陶器文字”。大地灣遺址中出土的一組禮儀陶器上的十幾種彩繪符號,有的學者也推測可能是中國文字的雛形。

由此推斷,伏羲時代有簡單的記事文字或符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八卦作于伏羲也是一個明證,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所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的說法并非向壁虛造。那么,可以說,伏羲時代已具備文明社會最核心的要素了。

史籍記載伏羲的第二大貢獻是“作結繩而網罟,以佃以漁”。我們知道,生產工具的變革是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素。原始漁獵時代網罟的出現和改進,無異于20世紀電子計算機的問世,其推動社會的進步是不言而喻的。

伏羲對人類文明的第三大貢獻是禮儀的制定,主要是樂器、樂曲和嫁娶之禮的創制。張澍輯的《世本·作篇》有“伏羲作瑟,伏羲作琴”的記載,《楚辭·大招》也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恶{辯》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猜想可能和原始宗教儀式有關。至于《世本》所載“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更是非常重要的禮儀,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了。大地灣遺址中有原始禮儀性建筑房址,證明那個時期就有了古代文明標志的禮儀中心。這樣就又回到丹尼爾提出并為多數學者所接受的文明社會要素之一的“復雜的禮儀中心”上了。

當然,文明因素的產生并不等于文明時代的出現,而且以目前已有的材料而論,有關伏羲時代的文化還存在很多未能解決的疑難,材料也以傳說為主,零散而不系統。但以上所論因素表明,伏羲時代確實已經綻露了人類文明的曙光,這是應當承認的。

第二,要重視神話傳說,包括現在還流傳在民間的有關伏羲傳說的挖掘和研究。

說起中華文明史,人們大都會想到“五千年”這個年代標志。但是這個五千年也讓歷史學家深感不安,不安的原因,主要是年代不清楚和史料太有限。司馬遷著《史記》,其中的《十二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無年。也就是說,5000年的文明史我們只有不到3000年編年史,還有2000年仍付闕如。而先秦時期留下來的史料十分有限,經過秦火的焚毀和漢人整理的變樣,可信度大大降低,重建遠古文明史顯得十分困難。20世紀史學界盛行的疑古思潮,更是讓一般學者對先秦史料的可靠性大打折扣。著名學者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以“上古史不可靠”為理由,丟開唐虞夏商,僅從《詩經》講起,中國文明史一下子縮短了2000年。顧頡剛先生為了重建上古史,首先做史料審定工作。但審定的結果是這些史料大都靠不住,于是重建上古史變成了對上古史的全盤懷疑。他在1923年寫成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的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認為中國古代有關伏羲、神農、炎帝、黃帝、堯、舜、禹、湯等的傳說,時代出現得越晚,內容就越豐富,就如同編故事一樣。所以中國的遠古史是歷代人不斷造偽的結果。郭沫若先生出版于1930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也認為“殷代才是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國外史學界研究中國上古文明史也是繼承了郭老的觀點。他們講中國上古史,一般只從商代講起,有的從西周開始,認為商代以前只是傳說而非信史;對神話傳說采取了完全排棄的態度。

但是,神話傳說在研究遠古史方面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一些考古學家在這方面作了先驅工作。例如徐旭生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還有他1947年和蘇秉琦先生合寫的《試論傳說材料的整理與傳說時代的研究》論文,都對怎樣利用神話傳說研究古代歷史文化進行了探索,啟發我們者良多?!渡胶=洝芬粫?,現代學者公認為是中國神話最集中的著作。著名學者胡厚宣先生曾著文稱,甲骨文中的四方風名與《尚書》《山海經》的記載一致。陳夢家先生也撰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等論文,以神話傳說與古文字考證相印證。這說明,古史和考古研究與神話傳說的解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深入了解神話傳說及其所蘊含的豐富內容,就不能很好地研究遠古歷史。李學勤先生曾指出:“傳說往往蘊含著十分重要的史實,斷不可通盤否定。古代一個民族關于本身先世的傳說,絕不是憑空虛構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義,傳說的傳述更是很嚴肅的事情?!敝麣v史學家尹達先生在他一生最后一篇學術論文《衷心地愿望》(1982年為《史前研究》雜志創刊而作)中滿懷著學術期盼地問道:“我國古代社會的傳說里究竟是否全屬偽造?在這些疑說紛紜、似是而非的神話般的古史傳說中是否有真正的社會歷史的素地?”然后他回答,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著名的荷馬史詩講特洛伊之戰,在一般人心目中完全是神話,德國著名考古學家謝里曼自幼諳熟荷馬史詩,確信史詩有真實的歷史背景,不顧時人的譏諷嘲弄,毅然發掘希薩立克,完成了特洛伊城址的重大發現,重新揭示了希臘古典時代以前的文明。我國的禹都陽城也是傳說,但近年來卻在當地發現了年代相當的遺址,傳說得到了證實。

當然,對待神話傳說,一定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切忌簡單化。神話傳說年代久遠,真假參半,人神難分,史實和神話糅合一起。所以必須認真加以區分。否則,把神話人物和歷史人物寫得一樣真實確鑿,這本身就是失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有些神話傳說,只反映人們美好的愿望,其中不包含狹義的史料價值。但是,從世界文化史來看,關于一個民族形成和發展的神話傳說,絕不是空穴來風,它在本民族心中有重大意義,而且它們的代代相傳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往往通過一些莊嚴肅穆的儀式來完成?!吨芏Y》中許多以“史”為名的官都和這些有關,或者是它的流裔。夏商周斷代工程告訴我們,絕不能抹殺傳說的價值。

同時,也應當搞清神話與傳說的關系,區分二者的本質特征。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指出,“傳說與神話是很相鄰近卻互有分別的兩種事情,不能混為一談”,傳說總是摻雜神話,但“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這個觀點對于研究伏羲文化尤有意義。關于伏羲的許多歷史記載,不能單純看做是神話。它們確乎帶有神話的色彩,但如果否認其中的歷史“質素、核心”,就是抹殺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即重視歷史的悠久傳統。有文字記載以前,我們的祖先主要是通過口耳傳誦的形式代代相傳其形成發展史的,遠古的歷史由此得以延續。到了文字運用熟練以后,才被斷斷續續地寫成文本;而口頭相傳的優良傳統卻從未中斷過。這就是口碑與文本的相互印證。李學勤先生曾說過,古史傳說免不了后人增添附會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古史傳說的社會是存在的,二是古史需要進行細致深入的考辨。

第三,要把神話傳說的研究與考古發現結合起來。

對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影響最大的觀點應當是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他在1925年寫成的《古史新證》一書中指出: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兩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所同也?!劣诮?,乃知孔安國本《尚書》為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為得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要求學者以新的方法認識古代歷史、研究古代歷史,同時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形成的理論先河,具有很高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對中國學術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推動意義。

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為認識古代文明提供了另一條渠道。文物和遺跡的發現和研究,是對古代遺存的直接接觸??脊艑W的發現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字的材料,一類是無字的材料。有字的材料,使今天的人們親眼看到了未經后世改動的古書原貌,準確而直接地告訴我們古代的某種信息,其學術意義是不待言的。沒有字的這一類,對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對于研究古代歷史,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我舉一個例子,《儀禮·士喪禮》中有“握手用玄纁里,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系”一段,“握手”是握在死者手中的東西,但它的形制如何,從漢代以來,學者不斷考證,但意見分歧,聚訟紛紛,卻未得確解。歷代學者共同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只圍繞《士喪禮》經文和鄭玄的注詳加考求,而沒有顧及出土的東西。十年前,我研讀《儀禮》時,查考了近五十年出土墓葬中與“握手”有關的東西,發現很多學者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了?!拔帐帧弊孕率鲿r代的墓葬中就有了,其形制多種多樣,獐牙、貝殼、玉器、漆器、錢幣、絹帛等,其他易朽爛的東西恐怕不少?!拔帐帧本褪撬勒咚罩?,具體情況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至今西北地區安葬死者時還有“握手”,紙錢、食品、五谷、硬幣等,變化不一?!妒繂识Y》所講,僅是戰國時期某一地區有代表性的“握手”之一,對其考證不必繁瑣神秘??梢?,有些爭論不休的問題,用無字的考古材料一比照就清楚了。

我們期盼著伏羲時代文字材料的出土,但恐怕可能性不大。所以研究伏羲時代的文化,主要應當依據沒有文字的出土的材料。事實上,秦安大地灣文化遺址的發現,就是對伏羲文化的最好印證。尤其是大家比較公認的看法是,伏羲時代相當于大地灣遺址第四、五期,大體相當于大地灣仰韶文化晚期、馬家窯文化這一時期,一些學者已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認為,這方面可挖掘的潛力還很大,還需要研究者進一步的努力。

  (作者系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伏羲文化學術研究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西北師范大學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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